哪怕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时刻，也要寻找一切机会打击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是蒋介石一贯的既定方针，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当初周恩来及时把项英调离新四军，国民党当局是不是就找不到制造如此重大血案的机会？“皖南事变”是不是就能避免？

周恩来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军由武汉南下，湖南岳阳沦陷，长沙告急。11月底，蒋介石召集南岳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在这个抗战的紧要时刻，蒋介石抗战的态度和心理却发生了微妙变化：他开始有消极抗日的倾向，反倒是在敌后迅猛发展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让他寝食难安。加上此时日本政府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的手段，使得蒋介石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打压共产党了。

蒋介石先是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口号，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再加以溶化，这个举措被他们称之为“溶共政策”。但遭到了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共的坚决拒绝，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得蒋介石看到通过这种“溶共”手段来取消共产党是行不通了。

于是，蒋介石就把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重点转移到以军事打击为主上面来，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要“限制异党活动”，专门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设立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开始进行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

这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所面临的严峻的大环境——从国民党五中全会开始，蒋介石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抗战胜利，这是理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惨案的大背景。

蒋介石政策发生的变化，一直在同国民党打交道的周恩来是率先敏锐察觉到的，他在6月上旬给中央的报告中作出判断，他认为，目前阶段，国民党当局及后方军政机关，均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产党，防备共产党，乃至于反对共产党，以致于不惜制造武装冲突。

在此期间，果然如周恩来所预判的那样，国民党在各地的限共、反共活动愈演愈烈，甚至在福建、江西、湖南和陕西都制造了暗杀共产党人的恶性事件。其中，比较严重的有博野事件、土桥事件和束鹿事件等一系列武装进攻共产党的事件。

尽管周恩来曾数次致函蒋介石陈述各地反共活动的情况，并驳斥国民党当局制造各种军事摩擦的种种借口，但这些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步伐。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地处江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处境变得尤为险恶。

但身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却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缺少应有的警惕，甚至还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也不当，这让周恩来感到异常焦虑。

叶挺（左）和项英

新四军是由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具体改编工作则是由国共两党都认可和接受的北伐名将叶挺等人一起参与完成的，因而，1937年9月28日，叶挺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叶挺虽然在当时已经脱党10余年，但他的政治态度十分明确，他本就想、也能够加入共产党，只不过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他在党外比进入党内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叶挺与周恩来又一直保持着10余年极好的私交，因而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是最合适，也是最理想的。

1938年2月到4月间，江南的新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支队先后抵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江北的第四支队抵达皖中集中，军部也正从南昌进至岩寺。此时，日军在大江南北控制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广大乡村还没有被日军控制，此时正是新四军迅速向敌后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时机。

新四军抵达皖南后，本应稍事整顿后就迅速出动，全力向江南敌后挺进。但实际掌控新四军的项英却接连作出错误决策，将部队滞留在皖南，希望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点验校阅后能多得到一些装备补充。

同时，他又过高估计敌情，强调平原水网地区给部队行动带来的困难，就这样在犹豫迟疑中坐失了挺进江南敌后的最佳时机。但国民党却趁机迅速在新四军周围部署了一批反共顽固势力，使得新四军挺进敌后时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局面。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再督促之下，项英才派出粟裕率由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抽一个加强连组成的先遣支队向苏南后方出动。不久，陈毅和张鼎丞率领第一、第二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并开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抗战进入新阶段的时刻，新四军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八路军，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仍然对中央提出的挺进敌后的决策心存疑虑，一直在犹豫迟疑。

项英把新四军第三支队仍然留在皖南，想等日军进犯浙赣时，再在黄山和天目山发展游击战争。他对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到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也缺乏足够的警惕。而且，项英还对新四军军长叶挺很不尊重，几乎架空叶挺，叶挺被逼得几度想要辞去军长职务。

从右至左：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

为解决新四军发展方针以及军内项叶两名主官不和这两个问题，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在1939年春特意去新四军一趟。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陈毅和粟裕得知周恩来要来军部，还特意从苏南敌后回到云岭。周恩来一到云岭就开展了密集、深入的调研，掌握了新四军许多具体情况。

当时，新四军主力处境极为不利，一面临敌、三面受围，被压缩在一个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一旦发生不测，几乎毫无回旋余地。周恩来明确提出新四军主力在敌后发展的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这是一个对新四军发展重大而又正确的战略决策，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也得到了新四军很多干部的一致赞同。

陈毅和粟裕等人迅速而又积极地执行了周恩来定下来的这个方针，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40年2月，中共中央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也强调了要“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但很遗憾的是，项英对这个方针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实际行动中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把本已进入江南敌后的第一、第三2个团调回皖南，把中央派来以及从前方抽去受训的许多干部也留在军部；还强调所谓的“精兵主义”，限制部队的发展；而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无理要求则一再无原则地退让，至此，“皖南事变”的祸根其实已经深深地埋下了。

周恩来为新四军解决了发展方针的问题，接下来，他又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改善项英和叶挺之间的关系。早在1938年4月间，在新四军集中出南陵的问题上项英和叶挺就产生严重矛盾和分歧，叶挺同意出南陵，而项英态度坚决地反对，他甚至致电中央，要求撇开叶挺由他自己来同蒋介石打交道。

不知道项英是怎么会冒出这么荒唐的想法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认为，正是因为叶挺在同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打交道方面能发挥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才会认为叶挺是新四军军长的最佳人选。假如他能取代甚至胜于叶挺在其间的作用，那中央为什么会认定新四军军长的最佳人选是叶挺而不是他呢？

毛泽东也曾多次致电项英，要他始终同叶挺搞好关系，但项英并没有听从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的劝告，与叶挺的关系并未改善，甚至几度逼得叶挺愤而要辞去新四军军长之职。周恩来一再诚意挽留和争取，并对叶挺晓之以大局，叶挺才又勉强回到了新四军。毛泽东代表的中央以及周恩来都明确态度明确地告诉项英，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应多交给叶挺办理，但项英就是阳奉阴违，并没有真正执行。

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向新四军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负责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的意见，还多次找项英谈话，严肃批评项英在处理同叶挺关系上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对其晓之以理，项英虽然做了自我批评并表态要同叶挺搞好关系，但实际上，仍然是阳奉阴违，没有消除对叶挺的偏见，叶挺在新四军的处境也并没有改善。

项英在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以及处理同叶挺的关系这两个重大问题上，一直对中央以及周恩来的决定和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和做法，使得“皖南事变”惨剧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这不由会让人产生一种设想：如果周恩来及时向中央强烈要求把项英调离新四军，是否能避免“皖南事变”的发生？这真是一个值得史学界深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周恩来传》： 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